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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晋峡谷黄河漕运遗迹

时间:2014-11-28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孙丽娟  字体:   

 黄河流经陕晋峡谷的黄土髙原,因受秦岭阻挡,在陕西潼关掉头向东,进入河南境内。在河南境内,西起灵宝,东至台前,全长711千米,其间依据地势,可分为数段:灵宝至三门峡段,地势属黄土髙原峡谷,河面较为宽阔,水流相对平缓;三门峡至孟津段,河道长150千米左右,黄河穿行于中条山与崤山、太行山与熊耳山之间,称为豫晋峡谷,是黄河最后一段峡谷,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落差达200多米,是黄河最为险峻的一段;豫晋峡谷出八里胡同峡口,在孟津小浪底以下,逐渐进入低山丘陵区,两岸为断续的黄土低崖和绵延的邙山丘陵,河道放宽,水流趋缓,是由山地进入平原的过渡河段;至郑州桃花峪以下,进入下游黄淮海冲积大平原,此时泥沙大量沉积,河床逐年抬高,形成世界著名的“地上悬河”,成为黄、淮、海大平原的脊轴。黄河漕运遗迹,即集中发现在豫晋峡谷段的河道两侧。

豫晋峡谷黄河漕运遗迹,可见以下几种遗存:

一、 八里胡同峡谷栈道:

八里胡同峡谷位于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上游25千末处,是豫晋峡谷的东部出口,具体指北岸济源市下冶乡牛湾村上溯至东沟村和南岸新安县西沃乡荒坡村大禹滩上溯至莲花战的隔河相望的峡谷地段,全长约5.5~6千米,八里胡同是民间俗称。这里两岸刀砍斧削般的绝壁耸峙,黄河在深山峡谷中曲折穿行,河床狭窄仅200余米,河岸高程在179米~191米之间,水流湍急,潜漩暗礁,自古行船者视为畏途。

所谓栈道,就是在两岸峭壁上开凿架设的供纤夫逆水挽船行舟的专用通道。包括在两岸绝壁上开凿出的弧形凹槽,称为栈路;开凿于凹槽侧壁的方形壁孔,它一般和栈路地面的方形地孔对正使用,用于横插方木、架设木构,铺设栈桥,构成凌空飞架的栈道;开凿于侧壁及转角处的用于横结绳索,以供纤夫把持使力的牛鼻形孔和独特的“D”形手窝。

八里胡同峡谷栈道,自东向西依次可分为四段,其中北岸多悬崖峭壁,现存有三段,南岸存一段。因长期的自然营力及人为破坏,各段均崩塌脱落,不相连属,又可分为若干自然段。

北岸钓鱼台东段栈道:全长455米,一般宽度约1.5米,发现栈道壁孔133个,壁孔口宽12~27厘米,高8~20厘米,深10~25厘未,孔间距一般在2米左右。地孔因崩裂破坏,仅发现23个,地孔宽8~10厘米,深7~12厘米,均与方形壁孔对应,估计其本来数量远不止于此。牛鼻形孔现存41个,一般集中于路面狭窄的地段,高出路面0.55~1.4米,孔宽约30厘米,高10厘米,深12厘米,各孔间距不等,最近的孔距仅1米,孔内多有纤绳拉磨的凹槽,凹槽深而光滑,最深处达7厘米,可以想见,当年黄河纤夫弓身伏地、奋力挽船前行的艰辛。尤为珍贵的是,在本段栈道东端的绝壁上,发现了当年修筑栈道工程的纪年题记,文竖题六行:

正始

晃领师五千人治此

道天大雨

正始九年正月

题记寥寥数字,不仅道出了此次修治栈道的规模,工匠达五千人;年代,在曹魏正始九年(248年),也真实地记录了栈道开凿时大雨滂沱的艰难场景。栈道侧壁上另见有各类题记8处。其中一处唐大中十三年(859年)题记记载了客户石匠朱难见镌磨得值事。

北岸钓鱼台西段栈道:位今五里碑以西,清河口以东的黄河北岸。全长88米,此处山势较缓,栈道已断裂为数段,道宽约1.3米,部分地段的栈路路面凿有防滑的浅槽。此段栈道共发现方形壁孔17个,间距2~4米,地孔3个,均与相应壁孔对应,牛鼻形孔4个,其形状、尺寸均与钓鱼台东段栈道遗迹相似。在本段栈道北侧崖壁上,发现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碑刻,为重修栈道的功德碑,表明直至清中晚期,这里的栈道仍然在黄河航运中发挥着作用。

东沟一一清河段栈道:位于八里胡同峡谷西口,北岸八角山与南岸莲花战相对耸峙,东段为清河汇入黄河的入口。本段栈道残长759米,栈路路面最宽处2.6米。东半部山势较缓,栈道有些地段在山腰凿造成台阶状。西半部山势陡峭,栈道在绝壁上开凿出弧形的凹槽。栈道转弯处的侧壁上,均有十数道纤绳长期拉磨的深深的沟痕。这一段计发现方形壁孔211个,孔高10~25、宽15~26、深3~23厘米,间距1~2米,与之对应的地孔63个,牛鼻形孔68个,另有捉手、脚窝等遗迹。本段栈道侧壁上共发现各类题记8处。其中一处为宋代线刻观世音菩萨像及五则题记,题记文字有些泐蚀难辨,据可辨识刻文知,为富商段恭自舍钱财,历经数年,修此险路的,其间不乏为之舍命的工匠。刻石时间为宋崇宁四年(1105年)。段恭之名及类似的观世音菩萨和供养人刻像,同见于清河口南岸的峭壁上,刻石时间较上晚了一年,为宋崇宁五年(1106年)。

八里胡同南岸栈道:位于清河口下游、新安县荒坡村北大禹滩西约l000米处,紫金山北麓。这里山势险峻,悬崖陡峭,现存650米长的栈道,就开凿在河岸峭壁的半腰,弧形的凹槽随着曲折的河岸蜿蜒,犹如一条蠕动的长蛇。栈道宽1~1.7米,计发现方形壁孔81个,孔距多在3米以上,地孔26个,均与壁孔对应。在栈道东端的一段侧壁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约10米之内,如北岸栈道本该凿出牛鼻形孔的地方,却相应凿出一排16个“D”形的手窝。手窝高、深皆9厘米左右,间距20~80厘米,手窝底部距凹弧形的栈道地面约70厘米,凿出手窝处的栈道较窄。栈道转折处的侧壁上,一道连一道纤绳拉磨的凹痕,深达12厘来,真实地记录着黄河纤夫的苦难艰辛。

二、 山西段黄河沿岸的漕运遗迹

具体指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黄河北岸的漕运遗迹。1997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联合对三县沿河98千米地段内黄河北岸的漕运遗迹做了两次考古调查与勘测,2004年春夏季,针对一些疑点问题,又对局部遗迹进行了复查。调查共发现黄河古代栈道遗迹18个地点,45处,累长4517米,另发现与此相关的2处古寺庙遗址、1处古渡口遗址和数十条石刻题记。

45处黄河栈道遗迹,由西向东,依次散布在平陆县五一石膏厂、关窑、杜家庄、大祁、西寨、东寨、粮宿、老庄、冯家底、西河头渡口、老鸦石,夏县任家堆、小堆、大堆,垣曲县鲁家圪塔、五福涧、安窝、马蹄窝等18个村庄、厂矿范围内。

栈道多先在崖壁的半腰开凿出弧形的凹槽,然后在侧壁开凿方形的壁孔、牛鼻形孔以及岩面与壁孔对正构成的底孔筹。壁孔横插木梁,地孔竖插木桩,用以平衡和固定木梁,其上铺板,构成完整的栈道。今所有木构架早已荡然无存,栈道也因山体崩塌及人为因素断为数截,不相连属,保存长则数百米,短的仅数十米,与八里胡同栈道现状类似。

弧形的栈道高约2.5~3米,宽窄不一,保存较好的宽达2.5米。栈道路面上,尚可见基本清晰的凿痕。平陆县大祁村保存下来的青石路面,平整光滑,宽1.2~1.5米,路的外侧,还修筑有高出路面5~8厘米的塄坎,局部很少栈道,直接在河边礁石上凿修铺架,礁石上仍残留有底孔和桥槽。

残存栈道上共发现方形或长方形的大、小壁孔1113个,牛鼻形孔648个,各种底孔647个,桥槽孔30个。这里的方形壁孔有大小之别,宽、高大多在12~36厘米之间,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段,只见一种壁孔,或大或小,而在另一些地段,则大小两种壁孔并存,或为开凿时代有异所致。牛鼻形孔则有左右排列、上下排列等多种,据分析,它的功能除用于横结绳索,以供纤夫把持使力外,也可保护纤夫安全,同时也用于揽系停靠的漕船。方形地孔的边长多在5~16厘米之间,均有规律地与相应的方形壁孔对正使用。圆形地孔的直径在5~39厘米之间,其中大型的圆形地孔,两个一组排列,推测为建筑的柱洞。

在栈道上遇到山缝、山涧,人无法跨越时,则在两端路面上发现一种长方形凹槽,长边一般在25~50厘米之间,宽度约16~20厘米,深浅不一,有的两槽并列,有的一端仅见一槽,这是用于嵌放纵向木梁的桥槽,梁上铺板,搭建连接两端的栈桥,桥槽底部中间,往往再套凿一个小的方形或圆形底孔,用于安放木楔以固定栈梁。

在山崖凸出的栈道转弯处,岩壁上的纤绳拉槽,有的深达30多厘米。在绳槽最集中的位置,往往可见一种特殊的装置,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距路面1.5米左右的岩壁上,凿有大小不一的方形壁孔,下部是在与此壁孔垂直对应的岩面上,有一个圆形的底盘,底盘中间凿有一或两个弧形底的浅圆窝,旋磨得非常光滑,显系承托重物长期旋转而形成。此外,在岩壁方形壁孔和路面圆形底盘之间紧贴路面的岩壁上,有一个半圆柱形的壁槽,它打破岩壁上的绳槽。由此综合分析得知:在壁孔、底盘和半圆柱壁槽之中,或当有一种立式转筒状的机械装置,以避免纤绳直接与转角处的岩壁拉磨,减少因绳断人坠而亡的惨剧。调查者将这一装置,定名为立式转筒。这种装置计发现20余处,大多数地段,这种转筒装置只有一个,但在栈道转弯较缓的地方,也有两个甚至三个并存,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黄河漕运设施及古代科技均有重要的意义。(图:)

山西段调查共发现题记、摩崖石刻44处,其中与修治栈道直接有关的最重要的是垣曲县五福涧村栈道崖壁上的东汉建武年间题记,题记分上下两段,各竖刻两行,上段内容为:“建武十一年͛月͛日官造口/遣匠师专治口口口(积)口(临)口(水)水口”。下段内容为:“时遣石匠口赤口/知石师千人”。其它可见与黄河漕运有关的如平陆老鸦石村附近栈道崖壁上的宋绍圣元年(1094年)押茶纲大将王佐的刊刻,与官军防守黄河有关的垣曲县河堤村明崇祯年间题记等。从题记年号如建武、熙平、贞观、垂拱、总章、大和、绍圣、大定、崇祯、道光、宣统,可知历经东汉、北魏、唐、宋、金、明、清诸代,黄河漕运一直未曾间断,黄河航运一直发挥着调剂余缺、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

三、三门峡漕运遗迹

三门峡在大坝修建以前,数千年来向以水势险恶,行船危难而著称。这里,黄河冲开坚硬的岩石,河道在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半岛三股激流中穿行,浊浪排空,惊心动魄,向有“三门天险”之称。其下又有中流砥柱、张公岛、梳妆台三座石岛屹然柱立河心,更加暗礁密布,潜漩激流,破坏舟船,自古所患。其中以鬼门水势最为险恶,神门也是水流湍急,惟有人门稍微平缓,船只主要从此通过。因此,自汉代以来,三门峡漕运栈道,主要开凿在人门东岸,此外在鬼门西南岸也有短短一段。三门以东下游,砥柱以下,仍然滩多水急,险难势同三门,往往也有栈道开凿。1955年10月至1957年6月,为配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三门峡地区的漕运遗迹多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勘测,首次揭开了历史上这一极其艰难的宏伟工程的真实面貌。

人门栈道南端起自梳妆台附近,北经人门全岛,蜿蜒长约625米。栈道开凿在岸边崖壁半腰,形如一条弧形的凹槽。栈道的底宽一般约1.2~1.5米,局部地段宽达2.8米和4.5米,弧形凹槽顶部距栈道底面高约2.5米,局部地段低至1.5米以下,也有的区段高达3.8米。当年的调查,把因木构不存而不相连属的段落,根据挽船时从南而北自下而上行走的次序,分作12自然段。计发现方形壁孔224个,底孔451个,牛鼻形孔75个。壁孔孔间间距在0.2~7.5米间,孔距较近者,系依河岸曲折山势需增加横梁,间距4米以上者,皆因逢涧隙而无法跨越,需顺向搭设栈粱,铺板而成栈桥所致。牛鼻形孔因系用于横结绳索,以供挽船纤夫把持使力的,往往是在山势险峻处及转弯处凿设,所以间距不一,从0.8~17米不等。

鬼门栈道仅有两段,现在也已不相连属。第I段在鬼门南端一块略突向河中形似半岛的巨形岩石上,也是凿在半腰,长12米,底宽0.5~1.4米,顶高2米,远望这一巨石及开凿于半山腰的栈道,恰如猛狮张口,因此传称为狮子头。第Ⅱ段在I段北60余米,长50多米,这一段保存很差,栈道底部几乎全部崩塌,尚可测知顶高2米。鬼门栈道均未见任何孔眼痕迹。

在三门峡以东下游,因依然是绝壁相连,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礁滩相间分布,水势险恶如同三门,因此在当年调查的下游约10公里的地方,均发现有断续的栈道遗存,其形状、大小等与三门峡栈道相同,与山西段及八里胡同栈道已可连接,属于同一项古代伟大的交通工程。

三门峡周边与漕运有关的遗存,除人门、鬼门栈道遗迹外,另有人门以东的开元新河(娘娘河)及北岸陆道与东西仓址等遗迹。

开元新河是因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起为避三门险恶水势以通漕船在人门北面的山岩中人工开凿出的一条专用水道,由时任陕州刺史李齐物主持,次年(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完工。河身南北向,很直,仅北端与人门相汇的出口处稍向西曲转。全长280余米,河宽6~8米,两岸均为凿开未经修饰的峭壁。这条运河开通后,漕船即主要由此通过三门天险。在开元新河河身两壁以及东西两岸,当年调查发现有桥梁、房基及唐宋时期文化层,或与文献记载中的禹庙及开化寺有关。

北岸十八里陆道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三门北岸凿山开辟的,当时是鉴于三门险恶,此段漕粮改由陆路转运,在陆道东端置集津仓,西端置盐仓,唐德宗贞元时期,又加修一条走回空车的上路,这些遗存,据当年调查仍有一些旧迹可窥。其中十八里陆道仅在三门峡地区还有短短一段。集津仓即龙岩遗址,地处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龙岩村,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对其进行过发掘,发现有唐代残房址一座,宋代房基2座、残墙一段、火坑4处及明清时期的其它遗迹,出土物以砖、瓦、瓦当等各类建筑材料为多,另有陶、瓷器残片及五铢、开元通宝等铜钱和政和通宝、元佑通宝等铁钱。其砖上有“上仓”的手写文字,有助于判定龙岩遗址的性质。盐仓据考在今平陆县下仓村,其发现的绳槽及汉、唐、宋时期遗物,或可推测它即盐仓旧址。

在人门栈道崖壁及神门岛、狮子头、开元新河两岸、下游砥柱石等处,计发现有历代摩崖题刻107处,此外,历史文献上还记录了一些已经佚亡的石刻。就这些题刻的内容,主要有石工工匠姓名、工程完成年号、在某一阶段工程完毕后的记事、游览三门胜迹,惊叹三门天险的题记等。题刻涉及的年代,最早的是刻于人门第Ⅵ段栈道崖壁上的“和平元年六月十四日”(150年),为东汉桓帝时所刻,距今已1850余年。其它可见曹魏时期黄初二年(221年)、正始元年(240年)、甘露五年(260年),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太康二年(281年),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及唐贞观、总章、垂拱、开元、天宝,宋大观、嘉祐、治平、政和、崇宁、宣和,金兴定和明、清各代题刻。游观题刻最著名的是刻于狮子头岩石上明万历年间三晋雷炎先,关中陈彻、杨坦,古燕刘献可,海岱孙缵祖书,广西刘绍先并题的春月同游三门天险的刻辞:峭壁雄流,鬼斧神工。八字字径约50厘米,后凿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题刻涉及众多人物、职官、记事,足以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佚亡石刻中以唐、宋时期名篇《砥柱铭》最具代表,史载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车驾回京,观砥柱,勒铭以纪功德事,系由魏征撰文,薛纯陀书丹,北宋时期对它的书法备加赞赏,但在调查时已毫无字迹可寻,估计可能在元、明之际已经佚亡。

四、新安盐东关防、仓储建筑遗址

盐东遗址系1998年春夏之季为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由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发现的,其后的发掘持续至1999年9月,发掘面积约170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主体建筑、窑址、墓葬、附属建筑、水井等遗迹,整体布局以主体建筑为中心。

主体建筑平面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79米,东西宽35米,面积6265平方米,由墙垣、通道、柱础石、东墙外附属设施及路面组成。板筑的四面墙垣围护的主体建筑南北墙之间有两道隔墙,将这一建筑等分为三个单元。通道为连接墙垣内外和分隔单元之间的过道,现存25条通道在四面墙垣对称分布,其中东墙存10条,西墙11条,南墙和南隔墙各2条,据遗存推断原应有44条,即东西墙各18条相对,南北及两隔墙各2条相对。通道贯通墙垣,通道两侧壁均发现有等距排列的柱槽,两壁中段底部各有一凹槽,柱槽和凹槽底部均发现有朽木痕,通道两侧壁面经草拌泥涂抹,通道地面显示路土。四面墙垣内,现存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南北纵向13行,东西横向102列大小两种规格的柱础石,两行大型柱础石分列于东西两墙垣内侧第4行,两行间距约8.4米,两础石间距约4.2米,与同一行的小柱础石相间分布,小柱础石行间距1.4~1.5米,建筑遗址内及周边的墓葬、窑址、水井、附属建筑内外,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关”字瓦当。其修建时代据西汉五铢钱文和“永始二年造”空心砖判定为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至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之间,废弃于王莽时期或东汉初年。初步看来,这是一处有四面墙垣围护,对称通道相连,其内可能是立柱铺板,以存放物资的仓储遗址。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函谷关原位于今灵宝市东北,徙关一则因楼船将军杨仆之请,主要的是至武帝时,关东早已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函谷关的防御功能已大为减弱,因此武帝才做了个顺水人情。徙关后的新安函谷关,实际上是自南山跨洛水直达黄河,包括了今宜阳洛河两岸、新安县城东的关城和一系列防御设施的“散关障”组成的一道拱卫京师的坚固屏障。盐东遗址位于汉函谷关关楼遗址北25千米的黄河岸边,且又出土有不少带“关”字的瓦当,可以确认其为当时函谷关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而黄河漕运至西汉时,已成为转征租赋的有效方式,漕粮入关数量不断增长,每年即达四百至六百万石。盐东遗址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本身却是一处平坦的山间小盆地,距上游的八里胡同峡谷险恶水道约13千米,漕粮由此囤积,卸载装船,进入上游水道,转输关中,正是理想的仓储转运之所。汉函谷关防线,不仅直接拱卫京师,也要保障黄河豫晋峡谷段的航道安全和航运畅通,行使检货验关职责,以保证漕运物资顺利转输关中,保障中央政府的物资供应。因此,盐东,正是集关防、仓储、漕运等功能为一体的一处重要的建筑遗址。

五、黄河漕运史及黄河漕运遗迹发现的意义

据文献记载,黄河航运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西汉立国之初,张良劝说刘邦定都长安,曾有说辞为:“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史记.留侯世家》)。西汉初年,漕运已有相当规模,“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武帝时漕运数量大为增加,“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史记.河渠书》),而至顶峰时的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史记.平准书》载:“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随着黄河漕运的发展,漕舟在经过三门时,往往舟船覆没,损失惨重,同时,长期的经验积累,也逐渐增加了对三门峡及整个黄河豫晋峡谷段水情的了解。至成帝时期,曾从杨焉之计,修凿三门底(砥)柱,企图凿宽三门而使湍流平缓,但因不谙三门水性,“(焉)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汉书.沟洫志》)。在治理三门水害工程失败后,人们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黄河作为沟通东西,交通有无的一条水上大动脉的作用并没有削弱,至迟在东汉初建武十一年,已经创造出一种开凿栈道,依靠人力战胜险恶水道,维持黄河漕运的新方式,这从山西段发现的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开凿栈道题记和三门峡发现的桓帝和平元年开凿栈道题记可以得到证明。魏晋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关中及西部战事需要大量军事补给,对黄河漕运的依赖性增强,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动辄五千人,多次大规模修凿栈道。多次工程,在三门峡、八里胡同,均留下了许多题刻,可知在曹魏景初、正始、甘露年间,西晋泰始、太康年间均进行过多次大规模修凿栈道工程。自八里胡同上行至三门峡的栈道,应该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西晋以后的长期战乱,导致黄河漕运完全停滞。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鉴于陕州以西租调陆路车运至洛阳道险人弊,费公损私,耗费巨大,于是采纳薛钦之议,重开黄河漕运,曾对长期失修的栈道进行整治,三门峡及山西段发现的北魏景明四年和熙平年间题记,留下了这一历史的记录。此后黄河流域东西分裂,战乱又起,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河运不通。迨隋统一,开皇三年(583年),即重开漕运,“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书.食货志》)。此时由于豫晋峡谷黄河栈道未能修复,所以往往在水运艰难河段辗转搬运,改走陆道,以回避诸如三门天险。至开皇十五年(595年),曾 “诏凿底柱”(《隋书.高祖记》),又开始修复三门栈道。但因隋之统治短暂,其修复的实际效能如何,尚不得确知。唐贞观年间,仍惧黄河水运艰险,而漕事简,此时,“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新唐书.食货志》)。高宗以后,京师供给需求大增,陆运显然无法满足需要,自显庆元年(656年)起,即重新大力修凿栈道,是年褚朗曾率卒六千人,在三门凿山架险,拟通陆运,但因水涨引舟,竟不能进。此后,唐朝官府继续大规模修凿栈道,遗存在三门峡栈道岩壁上的唐总章三年和垂拱四年题刻及山西段黄河北岸栈道崖壁上的大体同时的题刻,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朝野佥载》,记时任将作大匠杨务廉率工开凿三门栈道的情形:“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雇)夫并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则扑杀数十人……。其牵船夫皆令系二钩于胸,皆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水运如此危险,而陆运又耗费巨大且不能满足需求,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又听从裴耀卿之议,在黄河北岸凿山开辟十八里陆道,并为此在三门东西专设集津仓、盐仓,以避开三门天险,缩短陆运行程,增加漕运供给。这一条陆道,大约使用三、四年之久,因无法避开三门下游的艰险水道,加之转运繁重,终告废弃。北运陆道罢用,重想“变陆为水”,眼睛始终盯紧黄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终于实施一项伟大工程,就是在人门左岸的山岩间,开出一条专供漕船通行的人工运河,时称“石渠”、“新门”,大约北宋以后,遂称“开元新河”。当时主持开凿的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新唐书.食货志》),用这种烧石泼醋的方法,开通漕船专用的“新门”,当然比从水势险恶的人门通过要安全得多了。但李齐物凿新门“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 (《新唐书.食货志》),而且河床过浅,渠水漫流,不过几年时间,“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杜佑:《通典.食货典》)。“安史之乱”起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栈道再遭破坏,漕运被迫停顿。其间代宗大历年间刘晏曾修复栈道,恢复漕运,仍然采用分段转运法,但漕运量较之天宝时期的每年约四百万石锐减至一般只有数十万石,最高不过一百万石上下了。至德宗贞元年间,战事基本结束,运河航路基本打通,又遣陕虢观察使李泌重开漕运。鉴于水运艰险,李泌加宽原裴耀卿所凿北岸陆道,并新修一走回空车的“上路”,重启陆道北运,这种水陆联运的情形,大约持续到咸通以后,随着唐王朝的灭亡,漕运再次断绝。

北宋政权建都汴京,陕州已失去转输东南租调至京师的重要地位,漕船通过豫晋峡谷的数量越来越少,且其性质也发生变化,主要是转运关中地区的粟、菽以接济汴京了。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曾重“疏凿三门”,修复栈道,就是为转漕陕西粟、菽、木炭至汴京。至仁宗时,北宋与西夏政权爆发战争,不但陕西粟、菽已不能转运汴京,嘉祐四年(1059年)诏令停罢陕西粟、菽东漕,而且还需从关东输运大量粮草以供应关西军饷。从三门峡下游杜家庄栈道发现的宋治平三年(1066年)题刻以及山西平陆老鸦石附近发现的绍圣元年(1094年)题刻内容看,即便停罢漕运后,仍有地方官在修治栈道,而此时黄河航运的目的,是北宋政权通过黄河水运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易货贸易,以产于东南之茶,换取西北的马匹等战略物资。值得注意的是,八里胡同峡谷清河口发现的崇宁四年(1105年)段恭修治栈道题刻,记载段恭“自备钱修”、“喜舍资财”乃至“经营数载”,说明北宋末年,黄河栈道的修治已一改以往一切由政府组织,大规模凿修整治的方式,私人也已经参与修整。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北宋末年,随着国力衰弱,外患加剧,宋政府已无力应对西北、北方战事。据《宋史.食货志》,当时关西战事军需的供给方式,是各地商人用“入中”的方式来完成的。所谓“入中”,就是招募商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将军需物资运达目的地,然后获得官方给予的转卖当时本由政府专营,严禁私榷的盐、茶、香药、宝货等专卖物品的凭券,转而牟取暴利,以作为对商人的回补。段恭修道题刻揭示的黄河栈道整修方式的变化,正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末期这一重要的政治、经济变革。

北宋以降,河南已经失去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黄河漕运的基本需求不复存在。但黄河作为一条商业航运水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间也有数次曾欲疏凿三门,重通漕运的动议,但多因险难而未能实行。明初重开三门水运,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转运粮饷至陕西、宁夏、河州一带以供军需。而山西段发现的直至清道光廿九年(1849年)和宣统三年(1911年)修路题刻,则表明三门峡以下的黄河航运,直到近代,仍然在民间商务活动中,发挥着它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2、陈平 孙红梅:《黄河八里胡同峡栈道》,见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

3、陈平等:《黄河小浪底八里胡同峡谷漕运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21日3版。

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八里胡同栈道的勘测》,《文物》2002年第11期。

5、陈晓捷:《黄河八里胡同栈道两则题记录文勘误》,《文物》2003年第12期。

6、张庆捷等:《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技文献出版社,2004年。

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 10期。

9、朱亮:《试论盐东建筑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2001年第6期。